7月15日是文莱苏丹哈桑纳尔·博尔基亚的生日,文莱苏丹哈桑纳尔·博尔基亚是文莱的一国之君、国家元首、王室之首和政府首脑。因此,这一天也是文莱一个重要的节日。文莱举国上下都在庆祝这一个重要的日子。文莱现任苏丹哈桑纳尔自1967年继位以来,在位54年。在文莱现任苏丹的领统治下,文莱经历了国家独立、与170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实施经济转型等重大事件。文莱苏丹的政权在54年中保持稳定,其政权稳定的原因离不开文莱“马来伊斯兰君主制”(MIB)的国家纲领、被确认为国教的伊斯兰教、以及保障民众福祉的高福利社会。同时,文莱苏丹也面临着众多影响其君主权力的挑战。
二、文莱苏丹的君主权力
(一)文莱苏丹的君主权力的合法性
要分析文莱现任苏丹的君主权力,首先要知道文莱君主制以及伊斯兰教的历史背景。文莱在14世纪中叶,文莱遭到了苏禄国(古代以现菲律宾苏禄群岛为统治中心的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酋长国)的进攻,财富被掠夺,之后国力开始衰弱。为了改变当时的状况,当时的文莱国王的儿子阿旺·阿拉克·贝塔塔尔开始出访信奉伊斯兰教的马剌加国(现为马来西亚马六甲州),以寻求帮助。阿旺·阿拉克·贝塔塔尔与马剌加国苏丹的女儿结婚。作为回报,马剌加国苏丹授予阿旺·阿拉克·贝塔塔尔“文莱苏丹”的头衔。文莱的国王也由那时起被称为“苏丹”,阿旺·阿拉克·贝塔塔尔即文莱一世苏丹。“苏丹”最初是阿拉伯语中的一个抽象名词,指权力、统治权力,后来成为了一个特殊统治者的称号,是伊斯兰教国家中依照伊斯兰教法设立的政教合一的君主。在马剌加国的影响下,文莱一世苏丹积极引入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成为争取独立和巩固政权的有利武器(黄瑛等,2018)。同时,伊斯兰教也逐步被统治阶级以及居民所接受。由此,文莱王室成功巩固了文莱的统治阶级地位,苏丹更是王室掌管文莱的统治者。
文莱王国在15世纪至17世纪达到顶峰时期,在第五任苏丹博尔基亚(1473-1521)的统治下,当时文莱对婆罗洲的大部分地区和菲律宾群岛的南端行使宗主国地位。17世纪初期开始,随着西方国家的入侵,文莱一方面内斗不止,国力日渐衰退。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的到来让文莱受到严重的冲击。1888年,文莱成为英国的保护地。随后,英国掌握了文莱的外交权、内政、自然资源的开发以及国防大权等政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队占领了文莱,文莱受到灾难性的打击(A·V·霍顿 & 方微,1986)。英国于1945年再次恢复对文莱的殖民统治。1959年,英国归还苏丹政府除国防、外交、治安以外的事务的管理权。
文莱于1956年成立的第一个政党——文莱人民党。该党提出反对一切形势的殖民主义,捍卫苏丹及其继承者的王位(汪诗明 & 王艳芬,2006)。虽然文莱人民党提出捍卫苏丹及其继承者的统治,但这仅仅是从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意义上来阐明的,并表示该党坚持君主制。不过该党对殖民统治的强烈反抗仍然帮助了文莱苏丹赛夫汀三世在英国统治下于1959年颁布第一部宪法。虽然独立后,文莱也对宪法进行了修改,但是宪法中维护苏丹及其家族的特权地位的基本精神没有改变。文莱苏丹仍集所有权力于一身,苏丹的权力高于一切。文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君主掌权的国家(汪诗明 & 王艳芬,2006)。由于文莱自身的领土小,且英国和日本的到来,尤其是英国近一百年对文莱的统治,让文莱形成了一种小国的脆弱和不安全感。因此,英国的殖民统治促使文莱君主制增强,将其转变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
1979年,文莱获得更大程度的内部独立,但外交事务仍由英国掌管。一直到1984年,文莱获得完全独立。在文莱内忧外患的时候,现任文莱苏丹于1946年7月15日出生,是世袭苏丹家族的苏丹奥马尔·阿里·赛夫汀三世的儿子,并受到文莱王室的栽培。1965年,哈桑纳尔·博尔基亚通过包办婚姻与其同样来自王室的表妹Pengiran Anak Hajjah Saleha结婚(Insider,2019)。通过王室联姻,进一步巩固了哈桑纳尔·博尔基亚在王室中的地位,为其婚后几年成功继位奠定了基础。
历代苏丹通过家族世袭产生,一般在前任苏丹过世后,由其长子继位。1967年10月5日,现任文莱苏丹哈桑纳尔·博尔基亚继承了其父亲的王位,1968年8月1日加冕为国王。哈桑纳尔·博尔基亚通过血脉传承获得了其君主权力,并且一直掌权至今。1971年,文莱与英国签约,获得除外交和国防事务外的自治。同时,苏丹停止了地区议会的选举,坚持君主制。1984年1月1日,文莱苏丹哈桑纳尔·博尔基亚宣布,文莱成为一个完全独立国家,并宣布新内阁组成名单。独立后,文莱加入了东盟、联合国、英联邦和伊斯兰会议组织。
从14世纪至今,无论是在英国的统治还是在日本的占领下,直到独立之后,苏丹一直是文莱的最高统治者。文莱人们已经习惯了在苏丹的统治下生活(吴向红,2006)。苏丹的统治成为文莱的传统,这种传统进一步巩固了文莱的君主制统治。君主的合法性建立在血统、继承、宗教和更普遍的传统的权威之上。同样,君主也被认为是传统的捍卫者。在解决政治协调问题时,象征权力是君主优势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世袭统治者拥有很多其他权力竞争者都在努力争取的象征性道具。关于重要问题的决定通常是通过传统的力量合法化的。君主代表着这一传统,因此在社会中占据着核心地位。作为一个象征,君主是不可替代的。
(二)引入马来伊斯兰君主制
文莱拥有600余年历史,君主制一直延续至今。如果政体类型满足四个条件——由一人统治、终身任期、继承和权力——就被认定为君主制(Gerring et al, 2021)。文莱独立以后,苏丹政府大力推行“马来化、伊斯兰化和君主制”政策,以“马来伊斯兰君主制”(MIB)为国家纲领,巩固王室统治,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同时严格维护伊斯兰教义。文莱1959年制定的第一部宪法在独立后其基本条款继续有效。文莱宪法于1971年和1984年曾进行重要修改。文莱宪法规定,文莱苏丹为国家元首,拥有全部最高行政权力和颁布法律的权力,同时也是宗教领袖。文莱苏丹曾经中止立法会,立法以苏丹圣训方式颁布。虽然目前文莱立法会恢复,但立法会议员由苏丹任命。文莱全国推行伊斯兰法律和价值观,王室地位至高无上。该纲领将伊斯兰教确认为文莱国教,反对政教分离。君主制的“君权神授,血脉传承”的特点在文莱苏丹上体现出来。
文莱苏丹哈桑纳尔·博尔基亚自文莱独立起就提出以“马来伊斯兰君主制”(Melayu Islam Beraja,MIB)作为建国的基本原则,宣布文莱“永远是一个主权、民主和独立的马来伊斯兰君主国”,这一原则被政府尊为“国家意志”,任何人不得违反。“马来伊斯兰君主制”是现代文莱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作为文莱建国的基本政策和社会运行机制,“马来伊斯兰君主制”具有如下含义:文莱是一个紧密团结在伊斯兰教与苏丹周围,并以苏丹作为国家最高统帅的马来国家。因此,马来、伊斯兰与君主成为构成这一独特体制的三个最重要、最基本的因素,三者含义有别,却相互作用、相互补充,构成文莱独特的社会机制。
“马来伊斯兰君主制”(MIB)的核心就是君主制。虽然君主制代表了权力的人格化,但同时,它也通过王室和王国的抽象概念将权力制度化。文莱君主制成功地将权力集中在苏丹政府,利用了传统和宗教来源的合法性,并显示了君主制是一个稳定的政权。通过提供广泛和慷慨的福利计划,有效和迅速地利用其油气行业带来的收入,设法避免了政治改革的要求。作为一个新传统政体,文莱在不断变化的全球环境中展现了其适应能力和韧性。文莱苏丹提出“马来伊斯兰君主制”是认为君主制是伊斯兰教以及马来文化的保护者,而伊斯兰教以及马来文化维护并巩固了君主制的统治方式。
三、文莱苏丹君主权力稳定的原因探析
(一)以“马来伊斯兰君主制”为国家纲领 政教合一
萨缪尔·P·在其早期著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968)中,对绝对君主制能否被认为是现代可行的政体类型表示怀疑。他认为,中央集权虽然有助于社会和经济变革,但并没有为君主提供足够的动力来扩大他们的社会基础,并适应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新的社会群体的需求(Naimah S Tablib,2002)。然而,正如中东地区一些君主制国家所证明的那样,君主制政府制度成为伊斯兰世界中一个相当适宜的政体。
在政治方面,文莱苏丹坚持“马来伊斯兰君主制”的原则,在这个没有民选民主议会的国家,所有法律都来自于君主的制定过程。在确定这个国家的方向时,文莱政府必须在现代化的要求与民族主义对独立后殖民身份的需求之间取得平衡;反映了文莱马来传统、文化和制度的精髓。文莱苏丹必须决定,文莱将在多大程度上允许其继承的殖民遗产胜过当地的做法和程序。对于法律体系来说,挑战在于如何沿袭世俗普通法法律体系,并与伊斯兰法律和伊斯兰法律制度相协调。
文莱对外交往时的MIB身份是显而易见的。文莱苏丹哈桑纳尔·博尔基亚在2016年1月23日访问时称外交和贸易部期间,建议作为文莱代表,文莱人民有责任在作为一个伊斯兰国家参加会议时清楚地说明文莱是一个伊斯兰国家。文莱苏丹曾表示,向外界推广和承认MIB是每个文莱人的责任。数百年来,文莱以其MIB身份向外界敞开大门,以建立和加强关系。
此外,文莱自独立以来一直维护文莱穆斯林国家的特性。文莱穆斯林当中存在不同的派别,不同派别之间的斗争反映了文莱社会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而为维护文莱穆斯林国家的特性并且防止排队斗争削弱文莱苏丹及政府的统治地位,文莱苏丹常常呼吁人民警惕极端伊斯兰派别的破坏活动。同时,文莱苏丹也对一些极端的伊斯兰派别进行了限制和打击,如1991年取缔了一个原教旨主义组织,理由是该组织对文莱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
文莱独立一年后,文莱国家民主党(BNDP)的成立,文莱出现了民主活动的涟漪。该党领导人之一Haji Abdul Latif Chuchu称该党是一个温和的政党,其原则基于伊斯兰教和自由民族主义,它的目标是在君主立宪制下和平实现议会民主制度(Naimah S Tablib,2002)。这显然与文莱的政治结构背道而驰。
因此,文莱政府对政党政治的影响及其可能给政权带来的挑战持谨慎态度,并采取措施限制政党的影响,例如,1987年占劳动力48%的公务员不允许参加政治活动。BNDP还呼吁废除紧急状态法并重新举行选举。然而,也许由于长期以来政党政治处于休眠状态,文莱民众对此相当冷淡。BNDP最终在1988年被注销,其领导人Haji Abdul Latif Chuchu被捕。文莱苏丹抑制政党发展,使其得以保持自己君主权力,以及其作为主要权威来源的角色。
在意识形态方面,文莱苏丹和政府创造并使用“马来伊斯兰君主制”作为塑造国家社会现实和在国家内部灌输集体意识的强大工具。“马来伊斯兰君主”这一个政治思想把忠君思想与伊斯兰教精神结合在一起,宣扬君权神授,为维护苏丹的统治提供理论依据,并作为检验文莱人民是否忠君效国的主要标准。文莱人民有义务坚定地站在苏丹身后,并坚信苏丹是一位根据伊斯兰教义关心人民福利和福祉的领导人。文莱苏丹及其政府努力在年轻一代中培养和灌输MIB价值观,不分宗教、种族和种族差异,旨在为国家创造和平与繁荣。
(二)执行伊斯兰刑法 巩固国教地位和君权
自15世纪初建立政教合一的苏丹国后,文莱一直以伊斯兰教为思想武器来巩固政权。至今,文莱虽然表现为传统和现代形势的混合,本质上证明了混合传统政治风格的领导能力,且权力是集中的,由苏丹统治。目前由10名成员组成的内阁负责政府管理。文莱苏丹主持内阁,除担任首相外,还兼任国防和财政与经济部长。文莱苏丹一直强调文莱伊斯兰传统价值观守护者的身份。
在文莱这个政教合一的国家,伊斯兰教的重要性或作用在于它不仅仅被视为权威的指导和思想,还是作为合法性的基础和权威的组织原则。文莱苏丹利用伊斯兰教巩固其君主权力。一方面,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西方价值观逐渐渗入文莱各个领域,影响文莱人民关于伊斯兰教的思想,对文莱苏丹的政治根基稳固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另一方面,为了防止文莱出现极端穆斯林分子对文莱乃至国际社会“兴风作浪”,文莱苏丹于2014年宣布分阶段实施《伊斯兰刑法》。2019年,文莱全面实施《伊斯兰刑法》,全面实施的《伊斯兰刑法》涵盖面更广,处罚更严格,刑法从高额罚款乃至肉刑和石刑、死刑。文莱苏丹利用《伊斯兰刑法》强调伊斯兰教为君主制及其君主权力提供合法性依据,同时加强伊斯兰教的国教地位并保持伊斯兰文化的传承。
除了颁布《伊斯兰刑法》,文莱还大力推行马来化和伊斯兰文化。第一,文莱积极推行“马来人优先”的政策,在政治、教育等领域扶持马来人族群,旨在维护马来人在文莱人口结构占多数的优势。在文莱政府、军队等核心机构中,文莱的马来人占据了绝大多数的席位。文莱苏丹也有意让文莱的马来人获得大部分权力。第二,文莱的伊斯兰化体现在各个方面。首先是在日常生活中强调伊斯兰化。文莱遵循伊斯兰教的道德规范,除了每天都进行祈祷,还禁止伊斯兰教不允许的社会恶习,比如禁止喝酒和销售、购买酒类。文莱各界还严格遵循《古兰经》教义。文莱苏丹鼓励学校对儿童进行《古兰经》教授,每年还举办不同年龄层次的《古兰经》诵读比赛。文莱不仅建立了伊斯兰金融体系,还大力扶持伊斯兰金融的发展。文莱伊斯兰银行的董事会主席由文莱财政与经济主管部长刘光明兼任。文莱还定期推出伊斯兰债券。由此可见,文莱不仅伊斯兰教氛围浓厚,还大力发展伊斯兰教,将伊斯兰教作为政府制定社会政策的主要依据。
(三)以高福利社会稳定民心
文莱作为一个君主制国家,为了避免人民要求在政府中增加代表权的要求,他们实行并维持了全面的社会福利方案。文莱上一任苏丹赛夫汀三世在第一个国家五年发展计划中就花费数百万文元用于通讯和交通的发展以及社会的发展,以建设一个福利国家(A·V·霍顿, & 方微,1986)。文莱的财富与丰富的天然气和石油储备密切相关。文莱苏丹认识到,巩固文莱国家政权以及其君主权力的原因不在于制度的好坏,而是于政府是否积极去推动发展、去关切百姓福祉。文莱建立了该区域特有的全面社会福利制度。文莱向其公民慷慨地提供免费教育和保健、有保障的养老金以及其他福利。福利制度给公民提供社会保护,使得个人和家庭能够获得最低收入的保证,公民也不用受到贫困和风险的侵袭。文莱苏丹以高福利社会稳定文莱民众的民心,使其顺从和支持苏丹。
从建立福利制度的动机来看的话,文莱是基于伊斯兰宗教信仰以及当地传统的文化观念,而西方国家不仅是宗教信仰,还有资本主义制度。简而言之,国家不是通过分配和调节人民和社会创造的财富来推行福利制度,而是通过外来的财富保障社会福利。如果是从主体来看,西方的国家强调国家和市场都有同等重要的责任,而文莱主要是依靠国家发挥作用,福利事务跟政治联系比较多,跟经济联系少。石油资源使得文莱可以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国民经济因此发展,现代化的国家制度和福利制度由此建立。总体来说,生活相对富足的人民参与暴动和抗争性运动的内在动力就会相对减弱。
总的来说,文莱国家的财政主要依靠石油提供的收入,而不是人民的赋税,所以文莱政府就不需要从社会中获取财政资源,完全可以从石油提供的收入中行使分配的职能。通过分配公共资源以及各方面的利益平衡,比如说在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就业机会,对食品和住房这些衣食住行的补贴,来换取一种民众对君主的顺从和支持。
四、对文莱苏丹君主权力维持稳定的挑战
在政治方面,尽管意识到君主权力的集中限制了传统政体的扩张,独立的文莱已经表现出适应现代化产生的新群体的尝试。文莱必须证明,它愿意吸收出身卑微的有能力的人担任官僚机构的最高职位。亨廷顿认为,这是改革的必要条件,也是减少君主对传统官僚精英依赖的有效手段(Naimah S Tablib,2002)。文莱苏丹通过吸收向上流动的个人来减少民众不满的能力也受到了小官僚机构的财力和物力的限制。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进入中央官僚的重要考虑受到了专业技能、人才和功绩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必须在安抚传统势力和奖励功绩之间取得微妙的平衡。苏丹似乎意识到了这一需要,于是在独立前夕任命了三位非王室直接成员的内阁部长。文莱内阁部长目前均由非王室成员担任。
文莱苏丹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培养更多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和技术官员到文莱各部委任职。为了保持王室的权力,文莱内阁的关键职位仍由文莱苏丹担任。这可能是文莱苏丹一直为一个现代化的君主制所做出调整和适应。然而,君主制的现代化往往会有扩大传统政体和鼓励更广泛政治参与的风险。因此,对于文莱苏丹来说,如何在将来继续确保精英以及政府各级官员既能为“马来伊斯兰君主制”的现代化服务,又能维护文莱苏丹以及“马来伊斯兰君主制”的国家地位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75岁的文莱现任苏丹哈桑纳尔·博尔基亚虽然目前身体健康,头脑清晰,但是在未来,文莱现任苏丹仍面临着政权交接、王位继承的问题。文莱苏丹的君权能否顺利交接给王储比拉,且比拉能否像其父一样维护文莱的繁荣安定、励精图治还存在不确定性和挑战。
在经济方面,1997-199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对文莱的影响变得非常重要,尤其是当君主制的合法性常常以提供社会服务的能力来衡量的时候。当一个国家遇到严重的经济问题时,这种满足社会需求的能力往往会下降,有时会受到严重影响,从而造成合法性危机。20世纪90年代末的经济危机对整个东南亚地区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文莱也未能幸免。文莱的大部分贸易伙伴国,特别是东南亚周边国家和日本,减少了对文莱石油的需求。1999年初的油价暴跌进一步加剧了金融危机的影响。石油和天然气占文莱出口的90%,因此油价下跌导致政府收入减少。虽然文莱也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遭受经济衰退,但文莱政府在满足人民需求和提供社会服务方面的能力没有受到严重损害。经济衰退给文莱敲响了警钟,促使其继续努力实现经济多元化。一个经济无法持续发展的国家是不会对文莱苏丹的统治带来稳定的。
在社会方面,在伊斯兰意识不断增强的时期,也面临着不断关注伊斯兰传统的压力。虽然文莱是高福利社会,但文莱也要警惕高福利政策带来的弊端。比如同样为石油输出国的委内瑞拉,为了获取人民的支持,委内瑞拉政府长期执行高福利政策,把进口商品低价卖给民众,还向民众发放免费住房。但是这样也导致了委内瑞拉本国企业的生产积极性,本国的产业也因此逐渐衰落,国家更加依赖进口。如果是油价处于高价位的时候,这样的福利政策还可以维持,但是等到油价下跌,石油产值不足以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时候,国家就陷入了经济衰退,贫困率上升的处境。进入21世纪以来,后工业化、全球化以及老龄化也在促使客观环境发生变化,这就意味着原来福利国家的立国基础正在改变(郭艳蕊,黄英龙 & 陈晨,2016)。文莱面临新的形势也要相应地做出调整。福利需求在现有制度不变的前提下是会不断增加的。如果文莱石油枯竭之后,文莱政府没有能力维持其高福利社会,民众会更加不满,社会也会带来动荡。
五、结语
文莱现任苏丹哈桑纳尔·博尔基亚是文莱的一国之君、王室之首和政府首脑。文莱苏丹君主权力的稳定的原因离不开文莱以“马来伊斯兰君主制”(MIB)的国家纲领、被确认为国教的伊斯兰教、以及保障民众福祉的高福利社会。但是,文莱政府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挑战、文莱苏丹君主权力的继承,经济多元化转型对文莱君主权力的影响,以及文莱苏丹如何在将来维持文莱高福利社会等问题与挑战仍是文莱苏丹必须面临的重大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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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人:文莱舆情助理 李阳阳
封面图片来源:文莱首相府新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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